团长柳传志：企业家俱乐部领导者

“团长”柳传志

经济观察报

核心提示：“一名选手自己停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同所有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共同参与的聚会一样，华盛顿的这栋别墅中充满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问题，以及大选前夕关于中国的辩论这些话题。作为代表团团长的柳传志则鼓励代表团中的企业家们说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看法。柳传志的真实看法正是：美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即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不是紧紧盯着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来解决美国的问题。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其他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

这一刻的柳传志展现的是他的另一面，不是侃侃而谈联想集团的国际化或者联想控股的宏大蓝图的商业教父，而是一名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局势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精英，就像写作《日本可以说不》的盛田昭夫一样。他认真地对愿意听他讲话的美国智囊机构成员和政治家们说：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美国的问题，而欧洲的问题在于过度的国家福利，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政府都有强烈的意愿来修正自己遇到的问题，而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则缺乏系统性的应对变革的准备。

访谈

柳传志：冠冕堂皇地说，你也看见了，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

我觉得正气还是挺重要的，要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是有一些企业家在追求理想。企业家群体确实是在国民各个层次中非常重要的群体，它最需要这个国家的安定，它也是这次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这个群体本身是不是有正气，跟整体社会状况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确实是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来发出这种声音。

问：它对你的时间和精力占用多吗?

在整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头，我估计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忙的。我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泰山俱乐部，那里有一半人是闲的，都是大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太想干活了。包括史玉柱这样的，算半忙状态。这个组织的人还都是积极要求上进啊，都还是比较忙。

柳传志：你说尽义务的话也挺对的。但是首先，其实大家尽义务也尽得挺愉快。这次我们到美国同时受到了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重视。驻纽约公使、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馆公使都会见面接待，在美国也是跟包括前国务卿鲍威尔、现任商务部长、芝加哥的戴利家族等人见面，这也是作为一个群体才能享受到的。说实话这种尊重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第二，企业家俱乐部里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大家平时接触的时间少，通过这个机会能多一些接触。就比如有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了一场又一场。这也是愉快。弄得不高兴，谁会跟谁喝了一场又一场?

问：你觉得类似的企业家组织如何能给群体和社会带来价值，而避免沦为单纯的社交?

柳传志：首先你得把目标定起来，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你按目标做，就避免了。有的俱乐部，结构松散，实际做的时候跟说的不一样，就肯定免不了沦为社交。有的组织就明确说，我们就只是个内部组织。比如泰山俱乐部，原来老的秘书长在的时候，老想向外发出信息，结果被我们所有成员开会否决了，否决了以后，就把会刊给撤了，每次开会的内容全改了，变成了现在一个以联谊为主的组织。欧美同学会也是封闭的组织，就是为了内部提高各自企业管理，或者抓住商业机会。有的组织封闭也是为了在内部大家随便发言，方便说话。

问：这次和之前在同美国政商界的接触中，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有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

柳传志：我跟商界的接触还比较多。美国商界人士关心的都还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不太存在太大的宏观的问题。宏观上的问题，比如跟美国政界人士这次的接触，我们都尽量避开这些事情。

再有一个就是，就中国政府而言，我觉得，中国政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不相信政府真的就是没事儿老要给美国找刺儿。

所以不要总是把我们当假想敌。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当然我们也犯不上跟人较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代表老百姓的这种想法，跟他们讲。我觉得他们会很尊重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代表官方。但你要说的口气过硬，没准人家又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背后有官方背景。

问：你在跟前财长鲁宾等人会面时都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的事情。这件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吗?

柳传志：当然。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的。我觉得，总体上美国媒体的负责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类政治类报纸，都对中国不是很有好感。主要还是不了解。

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多去听一些中国民间代表的意见。当然，他们可能更听得进去于民主人权人士的话。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重要的。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我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空气湿润，也是特别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还真的是属于企业家里面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有些社会学者的观点，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问：张维迎教授说过一个观点，民企到海外投资，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它会让媒体和公众认为这些企业背后就是国家。你认同吗?

柳传志：部分认同。首先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中国的形象成为异类。这样即使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要加以小心。他们觉得，在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一般不会作出特别出格的事情，而当不是民主形式的国家做出同样举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特别予以小心。

第二，也是由于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不同步，造成了商业诚信的缺失。西方人的思维本身就会对我们加以小心，加上我们改革又不力，这个时候，往外走的企业就容易遭遇别人的信任危机与误解。

问：你碰到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普通人，还会有人认为联想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问：即使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还会有一个那么有名的杂志的记者来这样提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

柳传志：不了解中国的人还是很多。其实那个记者会说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做很多件遵守原则的事情，但只要有一两件事情违背了原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具体举例说，比如朱新礼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的事情被商务部否决掉，这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因为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引起人家很多很强烈的想法。

我的目标未必多崇高，但我真的按着目标做。我只是说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后面说要赚钱，这些话都是真的。也别唱高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能透明。以前有人跟我说过距离产生美什么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很多人觉得距离产生美，是因为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不让人看见你真实的做法，像皇帝那样，天威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