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去世 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去世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据7月12日上午，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处了解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于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与世长辞。成思危是创业板之父，也曾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简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生于北京。软科学专家及化工专家。

15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

1951年由香港回内地，在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

1952年9月入华南工学院学习，1954年转入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毕业。曾任化学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室副主任，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技术员。

1978年任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

1981年9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管理工程，1984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回国后任化学工业部科技局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7年成为全国软科学科技进步奖评审组成员。

1988年任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1989年任国家软科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3年任化学工业部副总工程师。

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信息、出版等工作，并兼任部经济技术委员会主任。

1995年1月加入民建，1995年12月在民建中央第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

199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

1996年12月当选为民建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97年11月当选为民建第七届中央主席。

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5月当选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1998年9月当选为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1999年11月当选为第八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2002年12月当选为民建第八届中央主席。

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图为成思危发表演讲。

▆相关链接：创业板之父成思危去世 曾提醒创业板估值太高很危险

成思危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去世】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于北京时间7月12日去世，享年80岁。成思危被誉为中国创业板之父。

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开板仪式正式举行，这也意味着酝酿10年之久的创业板届时将正式开启。

就在本轮A股暴跌之前，创业板一度封神，被网友戏称“神创板”，本轮牛市以来，创业板指走势高举高打，市盈率、市净率等传统的估值方法全部失效。有人说，市场为神创板开发了一个新的估值模式—— “市胆率”。投资神创板拼的不是业绩，而是胆量。眼下，创业板市盈率高达百倍，这意味着，投资创业板公司要上百年才能收回成本。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的首倡者，中国创业板之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生前就曾注意到创业板的高估值等问题，

成思危曾表示，估值高了就给投资人的期望过高，这是很危险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两年内不一定就会赢利，他需要资金去扩大生产，去创新。这样，投资人就可能会失望。有人说，创业板是造富板。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依靠科技，对国家建设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科技的创新人、发明人，在实现他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得到高额回报是合理的。但如果是为了圈钱，发布虚假信息造富，我们是绝对反对的。

但创业板之父成思危也相信，创业板就像一个孩子，会长大的，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

成思危指出，我们对创业板不能要求太高，因为它还是一个孩子，国外那斯达克都几十年的历史了，我们要帮助它完善，帮助它健康成长。我相信大浪淘沙，只有通过市场浪潮的冲洗，才能看出哪些企业是真正有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创业板的机制，才扶植了一批公司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型的创新公司。将来有几十家好的公司成为像微软那样的，中国的创业板就是成功的。我有信心！

▆相关链接：5月份成思危署名文章引热议 金融国策需战略性创见

——“既不能对金融安全麻痹大意 也不要草木皆兵、把国际金融都当阴谋论”

来源： 新华财经

2015年5月21日，在《人民日报》第7版刊载了一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的署名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文章认为，一些人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上主张“阴谋论”，与实际情况不符。成思危指出，金融安全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草木皆兵，而金融改革更不可错失良机。

当下，放眼全球，金融已是国际竞争的焦点所在。而本文事实上也正是成思危先生阅读了新书《金融国策论》后亲笔写下的感受和看法，并被收录为该书的序言。

《金融国策论》一书宣告了全新的政治金融学的问世，明确揭示了金融与国家的关系，将金融与国家、金融与战略、金融与政治的关系抽丝剥茧地解析出来，同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全新的中国金融体系构建。该书首次提出了金融安全与坚实国家价值基础的关系，并解构为金融与国家安全的六大维度，同时对实现金融改革的六大平衡，摆正金融公平的六大误区，无不切中要害。

以下为成思危先生序言全文。

我一贯主张，研究金融问题一定要有战略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略目标的确定，所以要求战略目标的制定者要动态地掌握和分析各方的情况，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设想几种可能的场景；然后通过在电脑上的仔细推演，真正确定合适的战略目标。最后，再根据战略目标制定出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各种措施和有关的策略。因此，战略目标的确定是所有研究问题中首要决定的问题，如果目标一错，满盘皆输。这就是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的：“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不对，那么你就算后面的战略措施和策略贯彻实施得很好，最后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造成严重损失。

在这里我仅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一个是关于金融安全的问题。在金融安全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我在2003年就讲过，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我们既要防止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要防止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在金融安全问题上，有的人主张抗击“阴谋论”。实际上，如果把抗击“阴谋论”作为保障金融安全的战略目标，那就大错特错了。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是阴谋，本身就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有些人把国际金融活动比成你死我活的战争，甚至拿“共济会”这种无稽的传言来吓唬一般的老百姓，这并不是真正的在对抗“阴谋论”，而是在利用“阴谋论”来阻碍改革；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我们会中了外国人的阴谋，但是主张“阴谋论”的人多数还是有各种动机的：比如维持现有利益，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等；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这种以抗击“阴谋论”为战略目标起码存在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我们要真正提高抗击“阴谋论”的能力，就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金融实力和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无法抵挡国际金融活动的进入。第二，现在国际金融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次亚投行的成功筹办，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参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要有利可图，国际金融界会采取合作的办法。可以预料，随着亚投行的发展壮大，美国和日本也不可能忽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拒之门外。正确的战略目标应当是鼓励提高我们自身的金融实力，进一步深化和推进金融系统的改革，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关于金融改革的顺序问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金融改革的步骤只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它必须要围绕战略目标来进行安排，如果没有战略目标而只是谈改革顺序的话，那么不同的部门就可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拿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强调他们自身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全局的优化。所以在改革顺序问题上，首先要确定战略目标。我在2014年出版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中明确指出，我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实际上已经提出多年，但是在推进的时候，总是遇到各种阻力，这就说明虽然提出了目标，仍然没有把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制定出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措施和策略。

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从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国战略合作伙伴，股权分置改革，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的设立，股指期货的开放，到融资融券；每一步都会有反对的声浪、质疑的声音，甚至还有“卖国”的责难，这样就使得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在一些人的阻挠之下，有关部门尽管已经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也只能是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不能及时地抓住时机向前推进。这一点教训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这本书，我认为是作者思考的结果，我赞赏和鼓励这种探索，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关心我国的金融改革，而且要从战略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稳步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就一定能使我国的金融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以及越来越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