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称为商界时代纪录片 向“92派”企业家致敬

《合伙人》向“92派”致敬

来源: (北京)

“九二派”的初始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以陈东升、毛振华、田源、潘石屹、冯仑、黄怒波等为代表，北有“武大三剑客”，南有“万通六君子”。这些出身于体制内的企业家，政府人脉和知识见识兼长，对经济有超出普通人的前瞻力，下海后，他们纷纷成为行业的开创者或领头羊。

冯仑说“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这恐怕是“九二派”企业家普遍认同的：陈东升、毛振华带着做“中国佳士得”、“中国穆迪”的使命感、黄怒波是“不想做体制内的窝囊人”、王梓木是“选择自由”。他们这些人从体制中走出来，更多的是为了能施展抱负的空间，“做事而非做官”。但不能忽略的是，当时给他们提供了创业契机的、92年这个大背景。

电影《中国合伙人》被称作中国当代商业历程的“致青春”，影片结尾的一组照片被解读为向中国“九二派”企业家致敬。《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九二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我们在此怀念那些洋溢着青春的激昂和冲动的创业者，和为那些创业者提供了成长空间的大时代。

2012年春节，在宁波一个名叫达蓬山上富丽堂皇的自有酒店里，执掌着国内最大服装企业雅戈尔的宁波人李如成面对几十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在说明未来的构想，现在的意图，以及公司的打算之后，突然另起一行，说：“我已心生倦意，只想把现有的产业做好，顺利地交到接班人手里。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个房子，每天能泛舟湖上，含怡弄孙，不闻世事。”

李如成说这话时，酒店净如无物的落地窗外山色葱茏、暮色初起，正是一副冬尽春来的季节更替之态。

老实说，这并不像这个身材不高，言语温和，但走路很快的宁波人可能会做的事情。因为就在一两年前，他还在布局雅戈尔集团北进上海进入金融产业，南下西双版纳开发汉麻纤维。构架一个产业新局的气势尚且如虹，而突然之间，他将会成为一个独享山水之乐的老人？

不过在感喟的背后是更为重要的事实。在拥有五万员工的雅戈尔，接班人之说，确已端上台面。

而到了2013年，李如成的一时感喟，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时代动向。仅仅过去了半年时间，我们看到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离世；看到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宣布退休让出CEO的职位；看到在与平安的缠斗中，上海家化的葛文耀宣布“自己也许还有两三年时间”。

这些欲言还休的淡出，加上几年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几进几退、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远走哈佛求学，巨人创始人史玉柱退休、招行行长马蔚华退休，中国经济舞台上，一个时代似乎真的已经初露出它的背影。

时代的选择

直觉是不会有错的。从1984年中国范围内大规模出现现代民营公司的雏型开始，到2013年开始转过身来，正好经历了三十年时间，确是一代人完成走上舞台到谢幕历程的时间。而当我们回望这个时代的时候，对于中国经济的感喟，在于它是如此特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个时代当中崛起的，真是一批令人意外的普通人。

绝大部分中国人要到13年后的1997年才会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个时代，那一年，中央政府宣布国内数百种主要商品都已经供求平衡或者是供过于求，这条平淡无比的消息宣布了一个黄金时代过去了。

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呢？当时的中国国内没有经济学的思想供应，人们不知道，“国内市场供不应求”这句话背后，就是在国内创立企业的关键时期。对于李如成来说，这个当年的知青因为分进了宁波的一家小厂而获得机会来管理这家濒死的企业。但“供不应求”对于这家工厂来说，就意味着只要他们生产出成衣来，就能按他们的定价卖出去。

这将使很多普通人获得机会，而通常他们都只是当时的社会边缘人物。有人描述当时这些人当中的代表者卖瓜子的年广久时写道：“他通常戴着一根金光灿灿的粗项链，手上留着很长的指甲，也许里面经常还是黑黑的，操一口本地土话”，似乎这样的形象就是这些最早的创业者的集体画像。却不知道，他们正是一个对于商品和工业化需求极其旺盛的中国市场的最早探索者，只是坐于高堂之上的知识分子用头脑，而他们用行动。

是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和笨拙的国有企业一起造就了这个机会。1986年，湖南涟源有四个年轻的大学生创业了，他们当时做的产品叫105铜基焊料，真正解开来简单极了。就是把铜和锌两种金属按比例熔在一块儿，因为这种合金的熔点比单元素的金属要低，所以可以用于焊接。可是当时国内原有的四家生产厂当中居然有三家停了产，剩下的一家因为接到了外贸订单，优先供应外贸去了，所以国内的这种焊料就因为供不应求，成倍地往上涨价。而在那个时代，居然也没有人来补这个市场的缝隙。结果梁稳根、唐修国、袁金华和毛中吾等四个人最后就在这个机会点起步，做成了现在的三一集团。

这样看来，这些普通人的崛起，无疑是因为时代选择了他们。不过，从经济的宏观层面来看，这是他们的幸运，却也是一个宏观经济在未来要付出代价的选择。

一直要到1992年，中国社会当中的精英才开始一点点意识到，市场的供不应求对于自己而言就是机会。他们未必知道财富给人带来的终极效用就是自由，但却一点也没有觉得“下海去”的选择同时意味着他们要放弃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身份、地位、权力等等。

他们就是当下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的“九二派”。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经济用以诱惑他们的是财富。但客观上，这些精英下海造成的结果却是他们将合起伙来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如果从1984年市场经济开始运行的前八年是普通人的机会的话，那么那些时代的幸运儿的淘汰点始于1992年。因为竞争开始了。它意味着“需求”这个对象，开始一点点被瓜分，满足顾客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市场开始不理睬政府的定价，它自有规律。在很多领域，“行价”开始出现，幸运儿们在这些领域里已经无法利用稀缺来加价供应，贸易商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这个时代的结束，大概可以用万科转型来定义。在王石的主导下，大型贸易商万科转型成地产公司，把所有还在赚钱的贸易项目都停下来，去转向盖房子。高官子弟王石这样做，有一种象征意义，它一方面说明贸易商贵族式的优越感没有了，而另一方面，住房——这一将要爆发的巨大市场需求，会把王石和他的公司推向全社会的声誉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像俞敏洪这样的“九二派”，其实是市场经济激流中自我认知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圈子。而从根本上看，新东方的主营业务——英语教学，其实不过是中国精英们向往美国式文明而造成的一个巨大市场需求的产物。除了留学和移民之外，英语这种语言被中国人神化为与“自由”和“平等”同在的符号，因此新东方也不免神圣起来。

就“九二派”而言，他们的出现确实可以满足社会更为复杂一些的需求，比如说英语教学或者是盖房子。不过，“九二派”虽然知识丰富，但他们内向化的自我认同，却仍然与他们向往的“自由”和“平等”相去甚远。知识和能力，是构成等级的一个理由吗？

新大陆

在即将只能看到背影的那个时代中，真正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特性的一幕，大概发生在1995年的美国西雅图。很多人知道这一幕——大学英语教师马云干私活到美国出差，找到了自己在美国的朋友，因此遇上了刚刚在美国开始出现的互联网。后来马云回忆说，他当时键入了“啤酒”两个字，发现屏幕上出现了大量西方国家的产品，唯独没有中国的——因此他觉得这个叫做“互联网”的东西未来应该有前途。

说干就干，马云回国的行李中，多了一台他从赌场赢回的钱买的486电脑。

这是一个转折点。就“九二派”而言，这一批完全由社会精英构成的人群，他们开始经商，就动机上与第一代企业家的巨大差异在于：第一代企业家多半是因为没有选择,为生活所迫而选择从商，而“九二派”略有差异，他们是在有一些选择的情况下经商的。“九二派”多半是政府里认为自己有两把刷子而又怀才不遇的官员、或者是大学里不甘清贫的教师，抑或是毕业之后不想打一份工的院校毕业生。

有了选择，就意味着“九二派”之后有相当一批经营者与他们的前辈出现了很大的差别。由此时我们可以期望，在国内商界，赚钱有可能不是唯一目标。真正能做事的企业，或者能干出漂亮事儿的企业，有可能出现了。比如说马云，虽然他在1995年根本不明白互联网是怎么构成的，但他决定用互联网来经商，确实是一个有远见而且赌得很大，把自己的命运赌进去的决定。

尽管黄金时代于1997年过去了，不过这些经营者仍然可以有大量的机会。后来三一集团的梁稳根对这种机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打固定靶。他解释说，与不确定地投入到未来的产品里，三一更愿意打这种固定靶，即国外已经有，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他们愿意来做生产商。

这个说法不是预见，而是总结。事实上，到新世纪之交梁稳根说这话的时候，三一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四五年了。这个重工机械集团的第一个产品是混凝土压力输送设备，他们坚定地相信中国必然会使用商品化的混凝土，同时也必然会建设高层建筑，所以肯定会需要能把混凝土送上高楼的设备。因此他们只要能做这个设备，就一定会有市场。

他们最后当然遂愿了。

如果我们细看“九二派”，就必然会相信他们是一批乐观主义者。总体来说，他们是一批相信未来的人，马云一看到互联网，就相信它能在中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从事互联网”是他必然的选择。而他所倚仗的，不过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已。

供需不平衡是所有国内的经营者都在不断寻找新大陆，对于幅员巨大，而且有着13亿强烈改变生活愿望的人民的国家来说，这种供需不平衡也必然会存在。哪怕是到了新世纪之后，虽然政府宣布大部分商品供需已经平衡，仍然有以IT和互联网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三次工业化浪潮给人们提供机会。总体来说，这就是中国商业时代的青春期，一切都那么美好，所有的希望都在前头。

基业长青或者青春永驻？

大致上要到2004年，经营者们才开始发现市场经济对于他们来说的另一面，也就是竞争开始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政府忙着说，产能已经过剩了，企业要着意转型升级。不过做打火机的温州人黄日发有次在电视上疑惑地说：“升级，我是懂的，就是要做更好的产品。可是转型这个词，我有点搞不懂，那是不是企业要做与现在完全无关的产品去了呢？”

不幸的是，他的疑惑和政府的倡导，其实就是一回事。产能过剩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宏观合理，但微观残酷的现实。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倡导的出口战略，使国内的企业累积了大量产能，到了2004年之后将面临着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于单个的企业来说，是你死我活的。

新世纪之后，来自市场的需求信号与来自政府的宏观调控信号变化多端，未免使第一代企业家心怀惴惴。悲观的论调在这批乐观的人当中也开始流行起来，有经营者说：“企业的失败是必然的。”看起来确实如此，一直被视为营销天才的史玉柱，不是也在脑黄金上栽了跟头，去爬山了吗？

于是像《基业长青》这样的书，就开始在中国社会里流行起来，中国的第一代创业者们发现，企业原来是可以变的。

确实如此，此时有一个香港的企业家在媒体上发问，问他自己的公司是一个什么公司？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企业家是个傻子，做了几十年业务连自己做的是什么公司也不知道。因为这时候是他的公司开始选择多元化的时候，他这么问，是总结自己公司所具备的核心能力。从而为业务上的多元化做好准备，去寻找下一片蓝海。

是的，当我们把一个开关厂视为电气公司、把一个煤矿视为能源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经营者可以结合自己能力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被大大拓宽了。正是经过类似的思考，经营者们发现，多元化也许是交叉竞争和寻找新的增长的关键来源。

作为一个结果，那个香港企业家总结说，他自己的公司具备6种或者7种能力：首先，这是一家能源公司；其次，他们还做大量的基础工程；另外，他们具备大批量小额收款的能力；同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首先他们这个公司要聚焦于能源领域，以便顾客心目中的公司形象不发生重大变化；而其次，在公司具备的一系列核心能力之中，同时具备3到4条而社会又很需要的领域，公司就应该介入。

像这样系统性思考之后的行动，在刚刚渡过青春期的内地经营者当中，实为少数。就拿做汽车的李书福来说，转型做汽车，他凭借的只是勇气和决心，甚至向政府决策层领导说出“请给一次失败的机会”这样悲壮的语言来。甚至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李书福也没有拿出一份像样的可行性报告，信念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凭借。只要做下去，就会有结果。

相对于更为科学和系统的判断和思考，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内地的经营者在新世纪之后是一个快要成熟的中年人，却依然有着青春的激昂和冲动。只是国内广大的腹地市场，仍然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折冲的舞台。

更为广大的视野

如果有一个人站在百年之后回望中国崛起的这个时代，他一定会说，这是一个自由竞争企业如莽莽之草，任意疯长的年华。在上世纪80年代，如果有一个面对市场的企业达到100人以上的规模，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仅仅在30年后，拥有10万雇员的公司，在国内也排不上数一数二的规模。在有顾客需求的每个细分领域，都拥挤着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生产者，他们争着绞尽脑汁把生意揽到自己的公司。在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里，他们既担心着明天会被顾客抛弃，又惦记着政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出台变化了的政策。

不过，在此之外，他们再也无需担心什么。只要有顾客愿意选择他们，经营者就能得到利润，员工就能拿到工资，在大部分时候，只要交了税，他们也无须担心政府会拿他们怎么样。

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体制企业相比，他们是自由的。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看到今天还在做石油生意的企业，明天已经开始了药品生产。不用怀疑，这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实。1998年政府宣布石化产业是国计民生产业，主要由国企经营之后，确有一大批原来渗透在这个领域里的灰色民企，不得不开始转向完全陌生的领域。哪怕是地方政府一纸禁令，也会使进入山西的大部分民企不得不离开煤矿，另开门路寻找商机。

但所有的经营者自然会形成的一个甚至彼此之间根本不认识的团体。在山西一纸禁煤令之后，地方政府再去港澳招商，受到了集体的冷遇——经营者本来的风险已经够大，自然会对政府的这种做法持有异议。在这一点上，就算任何一个香港老板，都会本能地同情被驱逐的煤老板。

因此除了中国经济崛起之外，市场经济在它的青春期还送给了中国一个新礼物，那就是自由竞争市场产生的独立商业阶层。而“九二派”则在这个阶层当中承担着中坚作用，他们在由微博、博客的时代，差不多是相当自由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因为他们的教育和知识，这些人天生地要求中国走向更为公平、透明和阳光的新阶段。

那么，在走完青春期之后的中国，我们将迎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