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做“老大哥” 不是“带头大哥”

 

柳传志：做“老大哥” 不是“带头大哥”

来源：新京报

谈朋友圈

做“老大哥”，不是“带头大哥”

柳传志：基本算是圆满收官。联想这些年一直在不断挑高目标。联想控股上市，是我们实现愿景的一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是我参与制定的，但下一个里程碑，就不会由我为主负责了，我可能真的像助理一样，跟着走，扶上马送一程。

新京报：有人说，老柳就像民营企业家群体里的“带头大哥”。

柳传志：没有，就是大家对我比较信任。都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我从来不装，也不说过激、违心的话，定了规则与制度，不论谁违反了，包括我自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新京报：你说，大家叫你一声“老大哥”你心里就很畅快。为什么？

谈阅历

越到后来越看重感情

新京报：在你的价值体系里，怎样的人生价值最大？是财富，是名望，还是开时代先河？

柳传志：其实到现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注重公司内部的同事是不是带起来了，他们是不是真心认可我，我能收获一片诚心。和外面的朋友更多进行一些非商业交往，也是一种愉快。

新京报：一直是这样排序的吗？

新京报：第一个阶段很容易被视为功利。

柳传志：功利看怎么说，两个企业界人物交往，一开始都是商业性交往，谈业务，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两个人互相信任了，有了感情，对方有难，即使没什么好处，你也愿意伸一把手，这时候就跟利益无关了。这个情况对我也是有的。

新京报：什么样的人能和你建立无利益关系？

柳传志：得是一个有诚信的人，说到能做到，最好对方也有一颗共赢的心。

新京报：跟他的社会地位、企业的规模无关？

柳传志：无关。不论对方企业规模，第一次见面时，我都会很尊重对方，但交往之后，我会对守信用的人、有共赢价值观的人更尊敬。

新京报：如果以一位历史人物自比，你会选择谁？

柳传志：我可以谈谈我特别尊敬的人，比如民国时期的卢作孚，但我绝不敢跟他比。抗日时期，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之后他又一心做建设，后来蒙受不白之冤。我做事情之前会盘算半天，看对企业有利没利，之后我会尽力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而卢作孚完全是无私的。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我不知道，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

谈创业

虽“生生死死”，但很快乐

新京报：你创业最初的目标是什么？

柳传志：受“文革”影响，之前浑浑噩噩，整个人处于混日子状态。改革开放后，我才“醒过来”，有目标。当时我内心有做事的冲动，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目标基本定在试试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做什么事。

柳传志：很快乐，即使中间遇到了很多生生死死的坎。我在任何时候都没觉得痛苦到不行，因为我知道我是要做事的。

新京报：企业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比如政商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变化。企业家应该如何降低风险？

柳传志：这确实是企业家要考虑的。不同企业应该有不同对策，创业型企业应该敢于试错，敢于冒险，大不了重来。但企业到了一定规模，就要用一部分（精力）探新路，一部分把原来碗里的饭吃好。不然环境在变，你不变就很危险。

新京报：联想是怎么做的？

谈体制关系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新京报：你说过，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玩命的心都有了”。这些年里最大的困难或者烦恼是什么？

柳传志：会有几类事情让我觉得烦，不愿意做。比如所谓的“踩红线”问题。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装电脑要批文，联想是体制外的企业，没有外汇，要用高出三到四倍的价钱买，还是犯规行为，说你犯法就犯法。平时（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真要查你了，就很麻烦。

新京报：你在《联想风云》里也讲过这个故事，当时联想不得不从黑市上买芯片。这也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困境，所谓的“企业原罪”。现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柳传志：国内的旧体制总要有人冲破才会有今天。但冲的力量过大了，逾越红线太多，就会出大麻烦，没准（企业）就死了。所以我们是很谨慎地沿着红线边缘走，不让自己变成改革牺牲品。

新京报：边缘怎么界定，底线在哪里？

新京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在你看来，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新京报：为什么会受委屈？

新京报：光受委屈不行，总要找到解决方法，不然企业还是办不成。

柳传志：我们最后还是通过交罚款等方式把事情解决了。我们跟制度妥协，是为了向理想前进。今天也一样，企业家想把企业做成什么样，你得通盘考虑，不能一步就跨过去了，那会摔死。

新京报：这个案例当下也有参考价值。和政府互动有技巧吗？

谈投资

看好消费与服务

新京报：相比其他投资机构投一些纯互联网公司，几年就能爆发上市，控股的投资整体比较“重”。为什么选择了一条比较慢的路径？

柳传志：也不是故意选择的。我们选择的时候，首先选受政策方向影响小一点的行业，不会因政策剧烈波动。第二，行业发展空间要大，国家提得很明确，要用消费服务拉动经济，这个方向我们很看好，是联想控股的投资主题。第三，希望将投资和实业有机结合，通过多样化的投资平台覆盖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增强平台间的协同效应。

新京报：比如医疗，控股在这个领域目前的投资大部分跟医药研发相关，和其他机构的方向不一样。

新京报：你对互联网创业的态度还是很开放的。

新京报：有人认为，这轮互联网创业热潮容易误导年轻人，让人们迷失自己。你怎么看？

柳传志：毕竟成功的还是非常少的人。即使这样，这个浪潮还会越来越大。所以你现在说互联网过热，我还不是特别明白。就像周其仁老师所说的，互联网是新东西，但是有一些老的根本的东西不能丢，比如契约精神。

新京报：之前你曾对媒体说，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

柳传志：没有，我没说过这话。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代，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但不是对每个企业都合适，比如这个时代风很大，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确实有可能被卷掉了。

谈个人

那个老头是“柳青的父亲”

新京报：你曾参与过一次活动，说假如飞机失事了，每个人要写个人评价。你当时是怎么写的？

柳传志：我觉得我很幸运，赶上一个大时代，创业的时候还没有过老，正好赶上了，挺幸福。第二，我的一生中，能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又能让身边的人真诚相待，我感到很温暖。

新京报：如果生命可以重来，环境不变，你会对哪些选择做出更改？

柳传志：环境不变，我的大路数还是不会变的。还是会继续争取做一个民营企业家，只有经验更丰富一些。

柳传志：这都很偶然，柳青、柳甄都选择了自己的事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企业来讲，我应该更关注的就是神州租车，这个毕竟是联想控股投资的。大家都奔着自己事业的发展，所以没有什么。纯属偶然。

新京报：你对柳青、柳甄两个后辈的创业有没有指导提携？

柳传志：孩子们的事情，具体问题谈得很少，基本都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具体情况我不了解的时候，发言比较少，了解得比较清楚了，我才敢说，应该怎么做。所以平常大部分都是在讨论一些书里边的事，议论一些带有宏观色彩的事。

新京报：柳青当时去滴滴的时候，没有跟你商量过？

柳传志：谈过，但不是外边说的那样支持或者不支持，我没有阻拦，我太太是明确反对的。柳青当时已经有了让很多人羡慕的生活，不论事业还是经济能力都很不错，生活会很平衡。但如果放弃了，坚决要走一条更崎岖的路，我就问她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以后任何苦都不能叫苦，那是自己选的路。尤其是大环境变化，竞争激烈，可能随时遇到没有预见的困难，到时候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她认为自己可以，说到这，我也就不阻拦了。

新京报：柳青说，不希望别人只把她当做柳传志的女儿。你会希望别人因为你是柳青的爸爸记住你吗？

柳总：这个（我）倒是当玩笑说过，未来有天会有人介绍说，这是柳青的父亲，这天也许早晚会来到。再过十几年，也许我已经退出江湖，柳青也许越做越热闹，大概会有人说，看那个打球的老头，他是柳青的父亲。我想会有这么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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