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出身平凡的的商业大佬们

 

学历不高的大佬们

中国企业家

核心提示：如果说，李嘉诚、霍英东、陈丽华的创业故事离我们太远了，又错过了鲁冠球、曹德旺、杨国强、宗庆后、何享健、牛根生当年野蛮式增长的时机，那么魅族黄彰的故事可能就是现实版励志故事了。

那些低学历者在步入社会时，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不容易得到一份稳定的收益和工作，穷则思变，也不会像那些因为接受更多的教育带来的理性框框束缚，思考问题更有突破余地，且容易通过实干获得回报。如果说，李嘉诚、霍英东、陈丽华的创业故事离我们太远了，又错过了鲁冠球、曹德旺、杨国强、宗庆后、何享健、牛根生当年野蛮式增长的时机，那么魅族黄彰的故事可能就是现实版励志故事了。

霍英东

霍英东：干成一番事业，放开眼界、抓紧时机、百折不挠占95%

霍英东的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李嘉诚

“超人”李嘉诚：今天要以知识取胜

如今，李嘉诚头上顶有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剑桥大学等十多所知名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均是实至名归。也许像李嘉诚这样能力超众的人，是无法用学历来衡量的，讨论李嘉诚的学历也就没意义了。

早年，有媒体质疑李嘉诚儿子李泽楷学历一事，当事人李泽楷表示，他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三年，但因为要赶往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这次也是他发现网页上的资料错误，主动提出更正的。至于公司其它法定文件，则都只是注明他在斯坦福大学读书，学历资料并无错误。李嘉诚则更是澄清说李泽楷确实没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学位，但他同时也认为儿子并非讲大话。李嘉诚说，工作与读书都好重要，但工作之后再进修，收效更大。

宗庆后

宗庆后：要把过去所有耽误的时光都追回来

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岁月。宗庆后刚刚承包校办工厂的时候，企业又穷又小，什么都没有，中午十来个人蒸饭吃，还受人家的气。即便如此，有了人生寄托的宗庆后在工作中再没有感到过失落。大半世的消磨，余下的只能以夸父追日般的付出，以弥补往日所有的遗憾。

坐拥数百亿资产，宗庆后表示“真的不太会享受”。他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消费比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低，一日三餐还基本都在公司食堂吃，每天就是抽点烟、喝杯茶，基本没有其他花费。此外，宗庆后一直恪守着严格的生活作息表，朝六晚十一，坚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能一眼看出生产线机器坏在哪里，能讲出娃哈哈水瓶盖上有18个齿。

苦行僧式生活的宗庆后信仰勤奋，几乎没有什么除工作之外的欲望。早在创业前，宗庆后就曾自学企业管理，并取得浙江工人业余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但熟悉宗的人都知道，伴随其整个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他管理和企业战略上所奉行的“圣经”。

宗庆后认为：“你去看看中国现在成功的大企业，都是一个强势的领导，都是大权独揽，而且是专制的。我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要搞好企业，你必须专制而且开明。”娃哈哈集团直到现在也不设副总经理，生产、销售等各个领域的管理则是通过各个部长担任。业内还盛传“买一把扫把都要宗庆后签字”的段子。

对于企业管理，宗庆后曾强调，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很重要，中国的企业要以人为本，要让员工心里服你，自觉自愿地认真工作。宗庆后给员工制定了持股制度，让员工们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在娃哈哈的3万名正式员工中，大约有1.7万人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左右。

“我还早呢，还不会退休。”谈及接班问题，这位已经年近古稀的“饮料大王”会说未有计划退休，依然精力充沛。宗庆后坦言：“我感觉自己身体很好，我还没感觉老，心态比较好吧。”

曹德旺

曹德旺：做事如同做人，小事情靠技巧，大事靠眼光和人格魅力

“我很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个主人公。”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曾这样形容自己。他是国内的“玻璃大王”和“慈善大王”，9岁才上学，到14岁就被迫辍学。

回顾曹德旺的创业历程，为了谋生，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歧视者的白眼下艰难谋生，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早年的这些苦难，让曹德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坚信，靠勤劳的双手能改变命运，他要让全家人“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我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父母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离开上海时，父亲带全家坐油轮，财产全部放在另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中，一家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

在他的记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餐，两餐里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那时他们就常常觉得饿，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但却总是柔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饭可少吃，衣可简穿，书还是要读。”受过教育的父母想尽办法要让他们读点书。9岁时他走进了学堂，念到14岁，因为家境太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但是当时，一有空他就爱捡起哥哥的旧课本，边放牛边津津有味地读上几页。

1976年，曹德旺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他的工作是为这家乡镇企业推销人称“大陆货”的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赚到人生第一桶金。1985年，将主业迅速转向汽车玻璃，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国内A股。是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是中国股市唯一一家现金分红是募集资金高达7倍的上市公司。

2001年——2005年，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艰苦奋战，历时数年，花费一亿多元，相继打赢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世界。福耀玻璃也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了有着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获此殊荣，授予历年来全球最成功及最富创新精神的杰出企业家。

“作为企业家，在准备创大业时一定要记住，做小事情靠技巧，大事靠眼光和人格魅力。”在这二十多年的企业家生涯中，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最大的经验就是做事如同做人，不论做人做事，还是做产品，都要始终“以诚为本”。

作为一名商界领袖的同时，曹德旺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他以不行贿自居，自称没“送过一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亦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认为财施不过是“小善”。

鲁冠球

鲁冠球：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15岁辍学，做过锻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鲁冠球创造了一个在细分领域里的民族品牌——万向集团。

鲁冠球出生在农家，16岁时的理想是当工人。“很简单的道理，要摆脱贫困。农民真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早上三四点钟，天蒙蒙亮就出来种菜，好的卖给城里人吃，坏的、差的自己吃。晚上，蚊子很多还在外面劳作，就这样，都富不起来。”

“正好有个机会‘大跃进’，城市里需要工人，我们就去了。一开始14块钱，还有两块衣服费。我干了3年，工资最高涨到35.5块，拿了两个月。”后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吃树皮草根，吃的人都浮肿了，虚胖啊!”鲁冠球拍打着自己的手臂，“城里养不活我们了，现在叫下岗，那时候叫精简。1961年，全国精简2000万工人，我是其中一个。不想回农村，怎么办?当工人三年有了点手艺，开始在农村修自行车、钢丝车，一个人开始，就是要摆脱贫困。”

这种寻求脱贫的个人努力，从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间断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我们萧山、绍兴照样也有民营企业存在。”鲁冠球说，“那时候都计划经济，私人搞机械要用计划的电就不行。我搞了6年，搬了7个地方。”这段时间最大的苦闷是“不被承认，没有被评上先进，拼命干也没有什么荣誉。”

办企业40年，鲁冠球从未亏损。万向也成了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第一家进入国务院试点企业集团的乡镇企业，第一家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的乡镇企业，第一家产品进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配套生产成的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我们干啊，真的干!锻工，切割，调度，把关都是我。后来生病了，筋疲力尽，去医院看病，自行车都骑不动，厂里一个员工用自行车载我去。验血结果出来，医生以为我在黄疸指数的指标后加了个零。”

如今，68岁的鲁冠球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缩影：摆脱贫穷的强烈冲动、随处可见的机会、吃苦耐劳的民族秉性，这些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也让这个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边缘农村的农民之子一跃而成为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代表，成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常客。

“人的一生，从生下来一直到生命停止，整个过程都是学习的过程，人生精彩不精彩，关键看你怎么学。人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无知的，人如果不学习就会永远无知，无知就会做出无耻的事情。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我现在天天讲，我有两个不够用，一是感觉时间不够用，二是感觉知识不够用。”对于知识，鲁冠球曾说，不管什么样的创新，把过去好的用好就是最大、最好的创新，“创新不是凭空创新，离开实际的创新是不行的，一定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

陈丽华

陈丽华：诚实、信用第一，真心实意交朋友

坐拥财富340亿人民币，她曾多年蝉联中国大陆女首富;她投资数亿打造了一个中国规模最大的紫檀博物馆，填补了国内博物馆界的一项空白;她旗下赫赫有名的长安俱乐部吸引了大批富商巨贾，成为私人会所的领跑者;她就是富华国际董事局主席——陈丽华。

被媒体追捧为“内地第一富婆”的陈丽华，幼年生活并不如意。因家境贫寒，读到高中便辍学，做起了家具修理生意。由于她颇具生意头脑、待人热诚，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她成立了自己的家具厂。后来，陈丽华在亲戚的帮助下，从北京来到香港，通过社会关系的帮助，从事地产投资。

在香港陈丽华掘到了起家的第一桶金。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她用从事家具生意赚得的钱在比利华购置了12栋别墅，低价买进高价出手，这么几回合下来，陈丽华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创业资本。在1988年，在香港成立富华国际集团。

1989年，她选择回到北京寻觅商机，第一个地产项目就是长安俱乐部。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顶级会所，吸引了大批知名人士和富商巨贾，包括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等著名企业家都是其会员。当然，入会门槛不低，在创始之初的入会费就达9000美金。现如今，在京城，长安俱乐部仍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继长安俱乐部之后，陈丽华又陆续拿到了一系列令人艳羡的黄金地段，开展了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多领域的实业投资。经过二十年的经营运作，富华集团在北京已建成使用和在建的地产投资项目达到150万平方米。

“我不愿意做人上人，我也更不愿意做人看不起的人，我觉得自立，就是不管干什么，只要是正派的，按国法来说可以的，我们就去做，没有不成功的。酸甜苦辣什么都吃过，那时候什么叫苦，什么叫甜自己去选择。”

说起往事，陈丽华并不认为是自己的什么先知先觉，她说做生意要有眼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而自己的经商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诚实、信用第一，真心实意地交朋友”。

在投资地产大获成功后，花甲之年的陈丽华将公司交给儿子赵勇打理，转身开始“不计成本、无视回报”的投资紫檀。沿着长安街向东，在京通快速路中段的北侧，有一大片明清建筑群，这就是陈丽华投资两亿兴建的中国紫檀博物馆，里面收藏着数千件紫檀艺术品。

就是对“活的国宝”这一传统文化技艺的拯救。

杨国强

杨国强：17岁之前未穿过鞋 一个很喜欢读书的农民

广东碧桂园房地产创始人杨国强常常被描写为最土的中国首富：农民出身，曾放牛种田、做泥水匠及建筑包工头，皮肤黝黑身材偏瘦，17岁之前未穿过鞋，不修边幅、总穿大一号的西装，一开会就脱鞋、盘腿，一举一动和言语之间，仍带有农民的憨厚和不拘小节。

杨国强做企业也土，从来不进市区，专捡别人看不上的荒地，几百台吊车同时操作，“像卖白菜一样卖别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神秘人物。他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出席各种热闹场合，与内地同行若即若离。直到2007年4月碧桂园香港上市，碧桂园才出现在公众视线面前。

20来岁左右，杨国强加入镇政府属下的北滘建筑工程公司，从底层做起，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他已经晋升为总经理。杨国强首度创业，是在企业改制中与多名同乡合资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买下，并成为大股东。后来北滘建筑更名为广东腾越建筑工程公司，成为碧桂园的附属公司。

短短十余年时间，杨国强完成了从“泥水匠”到亿万富翁的完美转身，并且为女儿打造了一个”中国最年轻的首富”的头衔。隐身于女儿杨惠妍“最年轻的中国首富”光环之后的杨国强，为人低调，在业内所创造的惊人业绩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是中国第一个实践复合地产开发的地产商。

从碧桂园最初的“学校+地产”模式，到后来的“学校+会所+地产+酒店+度假”。可以说，复合地产成就了杨国强和他“五星级的家”。在这一理念下，他通过开发超大楼盘，以低买低卖的策略快速回笼资金，并实施设计、建设、装修、物业管理一条龙开发，以降低成本，从而快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我虽然没机会读大学，但我看书很多的，天文、哲学、历史、地理……什么书都看。小时候，我就算身上只有2块钱，也会和同学到废品收购站买旧书看。”虽然未上过大学但他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农民，常常说自己不聪明但很努力。

在顺德碧桂园旁边，他建了一所免费的“国华纪念中学”。在校内的一块石碑上，他写道：“我不忍看天地之间仍有可塑之才因贫穷而隐失于草莽，为胸有珠玑者不因贫穷而失学，不因贫穷而失志，方有办学事教之念。”石碑落款“创办者”，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低调作风。

牛根生

牛根生：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牛根生，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曾是国内食品产业里最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创业史充满了传奇和争议色彩，他的成功是草根阶层冲刺成功的至高典范。

“没钱，没背景，没学历，照样能成功!他，从小就被卖掉，少年历尽辛酸，做新郎也不曾着新装。寄人篱下，多年小兵熬成副总，却无端被排挤放逐。他中年失业，咽下伤楚，东山再起。白手起家，一路坎坷，却奇迹般地创造出了中国乳业巨头。”这是业界对他的一段评论。

1958年出生不久，为生活所迫，被生父母卖入养父母家。据牛根生亲自描述“因为吃不起饭，亲生父亲开价50块钱把我卖了。”由养母抚养14年。1978年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养牛工人。1983年进入乳业工厂，从基层干起，直至担任伊利集团生产经营副总裁(同时也是伊利创始团队成员)，成为“中国冰淇淋大王” 。1998年，伊利副总裁牛根生突然被总裁郑俊怀扫地出门。

据《中国商界》杂志的报道，与伊利风雨同舟了16载的牛根生后来来到北京大学，整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当老牛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都是18岁左右的学生，老牛当时已经40岁。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光荣呢还是可耻?到了北大，人家问你是干啥的?整天跟一些小姑娘和小伙子坐在一起，看起来不和谐啊。好在我在社科院有一个文凭，当时办的是教师进修，我就自封了一个‘访问学者’。” 这个‘访问学者’并不好当，牛根生必须首先化解掉内心的委屈和痛楚，方才可能静下心来融入到陌生的校园环境当中去。

“好在我能想得开，我的历史上比这么难过的事情多得多。当我也是十八九岁的时候，因为义气啊仗义啊什么的在社会上打架，被公安局抓了去，关在看守所里，收审啊，行政拘留啊，3个月，2个月，好在没有判刑。后来，呼市政法委的领导到蒙牛参观，其中三分之一我都认识，他们当年都培训和教育过我啊。”牛根生笑着说。

“我在20岁之前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来自然变好了，所以从面子上我还是过得去的。正好，我没有上过名牌大学，所以我当时就好好地享受名牌大学的学习生活。利用这段时间，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听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课，寻找揣摩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只要自己不知道的我就去学。大学老师怎么讲课?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有哪些?思考的方式和角度有哪些?”

从伊利开始就跟随牛根生的一个部下说：“老牛从北大回来之后，无论是看问题的角度或者做事情的方法又比过去成熟了许多。老牛利用这一段时间重新审视了自己在伊利16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让原本在企业中形成的应激反应模式转换成理性的思维模式。俗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想想，老牛潜心思考总结了半年，本来就比一般人看得高、想得远，这一沉淀、升华，思想上得有多大的进步?”牛根生在北大学习了一个学期，这个学期对老牛来说，不仅仅是学习，更应该是他反思的过程。当他结束学习的时候，蒙牛的草稿或许已经在他的脑中形成了。

当时，从伊利辞职的牛根生还曾想通过人才招聘市场找工作，结果被对方以“你这样的年龄在我们企业属于安排下岗的一列”拒绝了。也有一家乳品企业得知牛根生辞职之后，愿意出很高的薪酬邀请牛根生加盟，结果老牛的“让我成为股东”这个条件把对方吓跑了。后来，老牛打算自己做点事情解决生计，开一家海鲜大排档，房子选好了，模式考虑好了，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这个计划难产。牛根生意识到，自己虽然离开了伊利，但伊利那种罩在他头上的阴影并没有散去。

1999年，牛根生在“无奶源、无工厂、无市场”的窘境下、在“老东家”伊利的卧榻之侧创立了蒙牛。用短短8年时间，使蒙牛成为全球液态奶冠军、中国乳业总冠军。在蒙牛的刺激下，原本平静的中国奶业开始走向一个精彩纷呈、话题不断的产业时代。

牛根生曾对《中国企业家》说，“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我的养母。她曾是国民党一个干部的太太，素质很高，我的启蒙老师就是她。那时候，白天老师教育我们地主有多么坏，资本家有多么不好，晚上回到家妈妈告诉我不是那样的，资本家怎么样对待每一分钱、怎么样关心工人，工人干的好能把生意做好。她和老师讲的是两回事儿。那时候，我就想除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应该多学习凯恩斯主义。 ”

在牛根生看来，自己经营企业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理念，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乐于分享，追求共赢”，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这个价值观又体现在两句话中，一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二是“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何享健

何享健：小学毕业 埋头干企业

何享健，美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演绎着中国老一代企业家的摸打滚爬。1968年，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和23位居民集资5000元创办“塑料生产组”，生产药用玻璃瓶和塑料盖，后来又转产发电机小配件，就在背着这些小玩意走南闯北找市场的过程中，何老板培养了异常灵敏的市场嗅觉。

1980年开始制造风扇，何享健初涉家电行业。夺目的是，他于1992年毅然推动美的股份制改造，一年后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组而成的上市公司。1997年推动事业部制改造，为集团“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在全集团范围内推行员工持股制，促使产权和分配机制改革，使员工和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2001年完成了公司高层经理人股权收购，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有专家评论美的的成功：美的是一家战略走向比较清晰;经营比较稳健;公司治理比较规范;管理层比较稳定的民营企业;而且这家企业时刻保持着对家电行业发展走向的把握;并由此对企业进行动态的调整和渐进式变革。所有这一切的核心却在于美的拥有一位为人低调但不失战略眼光和睿智思维的当家人———何享健。用何享健的话讲，叫做“宁可走慢一两步、也不能走错半步;宁可少赚一两个亿，也不能乱来;国际化时不冒进、不跟风”。

据悉有一次,中央领导来美的视察，顺口问何享健什么文化程度?何享健老实回答说，小学毕业。中央领导大笑,“老何现在起码是博士后水平了。”在竞争最激烈的中国家电行业奋战整整40年的何享健，却是愈战愈勇，以其独到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智慧，再度带领四十不惑的美的向世界500强、向全球白电五强发出强有力的冲刺。

何享健曾说:“我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把美的做大做强，就是干企业，而干企业就是要赢利、要赚钱。”因此，他能够始终保持企业家本色，始终务实地追求企业利益，从而能够抵御各种诱惑，埋头干企业。至于他为什么刻意保持低调，何享健的回答也很实在：“我的普通话说不好，文化水平也不高，既不像柳传志那样能侃，也不像任正非那样会写，跟媒体接触容易说错话，容易被人误解，给企业带来危害。所以，我不如不讲，少讲多干，把企业做大了，让企业赚钱了，比什么都强。”

“我最烦的是给我开车门、提包擦鞋的人，最喜欢能创造业绩并给我提意见的人。”每天早晨，何享健都先到厂子转一圈，见到员工或客户时聊一聊，以便把握一线动态，同时，他每天都要看自己选定的十一种杂志，获取知识与信息，敏锐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

去年夏天，正值何享健70高龄时，他一纸昭告天下，将江山交到职业经理人方洪波和外姓管理团队手中，自己则参与分权管理和授权经营，成为名符其实的“太上皇”。把江山交托给“外姓人”，甘愿退居二线的何享健被解读为心胸开阔的现代企业制度先河人物。何享健兑现了十年前年的承诺：不做家族企业。

魅族黄彰

黄彰：痴迷电子电器的“疯子”

如果说，李嘉诚、霍英东的创业故事离我们太远了，又错过了宗庆后、牛根生当年野蛮式增长的时机，那么魅族黄彰的故事可能就是现实版励志故事了。

在珠海的大街上，你如果碰到黄章，你一定不会把这位身材瘦弱、容貌平凡的他，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的确，黄章太平凡了。有人说今年37岁的黄章，还象一位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其实，黄章哪里读过大学，出生于梅州市丰顺县汤西镇农村的黄章，连高中都没有读完。但他却敢挑战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公司，他的魅族M8，曾一度受到国内手机迷的追捧，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对iPhone的痴迷。魅族M9首发当天，更是在北上广深地区引发了上千的排队购买的场景。

在珠海人眼里，黄章是个怪人。要说明黄章的怪状，业界流传的一个例子：2009年5月，珠海市政府搞了一个活动，请来全国各路高科技英雄。一时间，活动会场名流汇聚，冠盖云集。市领导突然发现，会场中没有魅族的掌门人黄章，于是叫人赶紧去请黄章。没想到的是，黄章居然不给市领导面子，他不但没有应邀马上赶来，反而叫人带话说：会场的名人已经够多了，我不算名人，我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说自己不太适应这种场面。

他从不按商场的游戏规则出牌，却屡战屡胜，于是他被称为“疯子黄章”。黄章，坚持认为产品主要应该靠卓越的技术、超群的功能去赢得消费者的口碑，根本不是靠广告狂轰烂炸去打开市场。所以，他坚决不同意大做广告，只愿意在魅族网站的BBS上与用户沟通，听取反馈，做好产品。

事实上，黄彰从小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技术狂人。在很小的时候，黄彰就喜欢拆东西，尤其喜欢拆电子设备这类特殊机器。一次，他居然拆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当时，电视机是村里的宝贝，黄彰一下成为村里的“名人”。

由于对电子电器过于痴迷 ，黄章的父亲狠下心把他“赶出”家门，让他自己创业。于是黄章从自家地里挖了一些“农产品”换来路费，前往大城市打工。在进入电子行业之前， 黄章承认自己干过收入很低的工作，像码头搬运工。最终，黄章没有在搬运工领域崭露头角，而是进入电子行业，从此，他如鱼得水。

魅族从一文不名，到成为国内MP3随身听领域的第一品牌，黄章只用了3年时间。他经营产品从不做广告，不注重在媒体上的宣传，也被看成是违背现代市场经营经典的疯狂行为。但是，黄章天天都泡在互联网上，他自己就掌握了互联网这个当今最厉害的媒体。他把互联网当成沟通魅族和用户最重要的桥梁，有了这个桥梁，在他看来，其他媒体的桥梁作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魅族公司的网络论坛上，黄章是最活跃的用户。用户名为J.Wong的黄章，喜欢和他的粉丝们交流，也喜欢和网友们打嘴仗。作为一位超级发烧友，他经常为技术问题和网友们彻夜讨论，也常常争论不休。粉丝和网友提出的疑难问题，总能得到他的亲自解答：有些经销商不守规矩，黄章还会忘掉自己已是大公司老板，像愤青那样在论坛上勃然大怒。每天，黄章都会在论坛上泡上几小时，常常在深夜一、两点钟还在发贴。他曾下了死命令：在互联网上，不说话可以，但不去看互联网绝对不行。

据说，黄章由于不爱交际，在珠海只有两位朋友。其中的一位朋友这样向别人预言：如果有朝一日黄章成了中国首富，你们一点也不要大惊小怪。被称为疯子的黄章，他的辉煌事业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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